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
债权国并没有把商品卖给火星。这种世界观存在三点不足：它是错误的。
这并非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中的原话。无论是盈余经济体中的盈余，还是赤字经济体中的赤字，都根深蒂固。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承认挥霍者之所以负债累累，正是因为有所谓的节俭者提供了大量贷款。它们提供债务国所需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远远超出本国居民未来的购买力。认为中国将以不太高昂的经济或政治代价来援助欧洲，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德国人有效地控制着欧洲央行(ECB)，同时还拥有最高等级的信用评级，因此它可能决定如何运作纾困资金。这就是眼下发生的一切背后的根源，也是上周欧元区峰会和本周20国集团(G20)峰会召开的真正原因。所谓开放保护，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对国外竞争者设置制度化的市场障碍，以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局部性保护。
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脱离任何一方面分离设置调控目标都将损伤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导致两方面的调控目标都无法实现。动态来看，某些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或者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一般而言，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环境、极具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等条件。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多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就对应需要多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
来源:《中国金融》 进入 陈雨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体系 金融战略 。虽然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金融体系发展深度不够以及金融机构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必须体现稳定和效率的综合权衡。
所谓多样化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在遵循渐进发展整体思路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化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产权主体、控股结构、发展层次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要。在稳定性机制的安排上，诸如存款保险、风险管理、破产机制等在金融体系内部不同单元之间应该有相应的实现方式，使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抗冲击能力。首先，在人民币崛起的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即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总体而言，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一个与国情相适应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合理结构，二者之间的主次和配比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动态变化，其评判标准是能否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效率和稳定性的平衡。
因此，从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并重的角度出发，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换言之，中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处于全部或部分可兑换的状态。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即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使用。这意味着，在人民币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大国之间以及新旧体系之间的长期博弈。
所谓国家控制，是指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家金融控制权和控制力，实现对改革方向和进程的有效驾驭，防止国家力量大规模退出所导致的宏观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尚不具备一步到位式的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
从更长期的政策视野和宏观制度设计来看，全面治理和防范中国的泡沫经济问题，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全面推进中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改革，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稳定框架。在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开放过程中的宏观金融稳定，适度的开放保护和合理的国家控制将是必不可少的战略工具。
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都是多目标的，因此，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统筹兼顾和协调配合至关重要。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一个面向全球投资者的开放大国金融体系也需要建立起具备一定规模和深度的资本市场，来为日益扩大的跨国资本流动提供栖息场所。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应，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平衡。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一次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巨大的、不平衡的调整，第一次面临东西方文明的此消彼长。所谓渐进式发展，是指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要与相关金融法规、外部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尤其是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的发展程度）等现实条件相结合，使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协调一致，有重点、有步骤地稳步推进，避免一步到位的跳跃式转变。
资本账户的开放客观上要求该国必须具备以下前提：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能力、完善的市场微观主体、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制基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等。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对于中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隐藏在泡沫经济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是要短期的繁荣，还是要长期的稳定增长？应该说，有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车之鉴，在这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大计的关键问题上，及早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
当然，在历史当中寻求规律，并不意味着重演历史。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开放时机和开放模式，在充分发挥资本账户开放优势的同时，尽量避免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命题。
第三步是国际储备化，即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在这里，平衡发展并不是指银行和资本市场在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指二者在功能上的动态均衡。根据国际经验测算，中国的资本账户将在2016～2020年实现完全开放。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诱发资产价格的新一轮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泡沫经济。
以1990～2009年的平均值计算，存款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场市值之比达到了2.9，这一比例不仅显著高于美国、英国等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国家，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高的，仅次于德国。第二步是金融投资化，即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
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全面提升金融产业的综合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原有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混业经营渐成潮流。第三，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
因此，实行混业经营，让金融机构本身成为金融创新的主体，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在创新冲动得到有效释放，对于改革中的中国金融业而言，既是稳定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很难确保金融体系的宏观稳定，下一步的改革取向是将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总体信用水平的监管并重，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综合历史经验和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而长远的过程。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金融体系将进入全面深化和加速开放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在宏观调控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优化组合，避免政策叠加所带来的潜在冲突。按照渐进式发展和多样化选择相结合的道路，可以预期，未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体系：静态来看，在这个体系中，既包括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也包括行业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区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
全面完善泡沫经济治理框架，有效防范金融危机1825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史表明，泡沫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最大公敌。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一个银行与资本市场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
从时间上看，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分别用了55年和50年。同时，为确保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平稳过渡和更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混业经营具体模式的选择还要有利于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适度国家控制和渐进发展。
在新旧国际货币秩序更迭的过程中，不通过激烈冲突与对抗的方式进行，就必然有一个思想认同和妥协的过程。其次，从人民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来看，第一步是贸易结算化，即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
